我们要正确理解《七一讲话》，关键要深刻领会讲话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但要搞清楚《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来龙去脉，尤其要在搞清楚《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时代背景。

江泽民10日在北京会见出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论坛的部分代表时，强调提出「七一讲话」的背景就是为了跟上时代。发表「七一讲话」前，有60位翻译把稿子译出来。江泽民非常关心翻译，他说，因为翻译后的讲话将传遍全世界，“希望世界对我这篇讲话没有错的理解。” 江泽民强调，“我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至今，已经153年了，这期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他表示，今年夏天在北戴河他阅读歌德的《浮士德》，读了四遍，还不能说全读懂了。（书中的名言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从科学技术来讲，马克思那个年代，十九世纪末，那时还没有原子能、没有量子力学……，我们现在是信息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现在的汽车、网络、飞机、航天……那个时代是没有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跟上时代。”

《七一讲话》所集中阐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出的，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针对的就是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和党的建设发生的大变化、大趋势、这样一个宏观背景，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样两大历史课题，应对我们党和国家今天和未来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翻开《七一讲话》，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我们党对时代特征、世界潮流、人类历史、现实进程的敏锐感悟：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全党同志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握中国的大局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忧患意识和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可以这样说，创新意识来自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来自大局意识。所谓大局，具体地说就是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深刻变化。了解这三个深刻变化，就了解现今的大局，并且从中得到启迪，我们就能更好领会讲话和思想的重大战略意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着重从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和历史规律的角度，谈谈《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战略意义的体会。着重谈三点：

1、 从当代世界的进步潮流，看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意义

2、 从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看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意义

3、 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看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意义

一、 从当代世界的进步潮流，看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形势或者说世界潮流，简单来说可以用三个化来归纳：就是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当代科技革命，形成了过去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和新的知识经济的崛起，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促使世界范围的市场体系不断扩展，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越来越突出。

马克思说过，问题不在于生产什么，问题在于如何生产。当今世界建立在信息技术和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使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上各个大国、各个地区都在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希望在未来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中国，只有主动迎接和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才是唯一出路。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的执政力量能否准确的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方向，扶持和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工业革命发轫于英国不是偶然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不能不说这体现了英国当时统治集团的眼光。在17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的利润比种植谷物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充足的羊毛供应，保证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英国正是从纺织业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在全世界最早完成“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的世界强国。

美国今天执世界经济之牛耳，被称为“坐在轮子上的国家”，坐在轮子上鲜明的体现了美国现代经济的特征，即高效率、高节奏。这要归功于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的眼光。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修建了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网，为美国发展大规模的汽车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经济长期以汽车工业为中心，汽车消费带动了钢铁、机械制造、电器、石油等第二产业，又繁荣了餐饮、超级市场等服务业。二十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针对信息社会发展趋势，制定了鼓励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政策，使美国成为新经济的领导者，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20世纪80-90年代东亚经济奇迹看，东亚各国政府审时度势，抓住当时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大量境外美元的机遇，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向国外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条件，制定各种吸引外资、放宽管制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使本国的廉价自然、人力资源同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实现了有机结合，推动了本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高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使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迅速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但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共存。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

在新的世界潮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被抛在后面。发展中国家在新经济的浪潮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所带来的效率，往往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占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反而承担着这个利益失衡的国际格局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由于世界经济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全球化将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和国内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增加，如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给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所造成的灾难就是证明。

特别是现存世界经济秩序和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仗其在技术、管理以及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捷足先登，占据着知识经济的最高点和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核心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利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优势，强行推行“新干涉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甚至动用先进武器打击某些发展中国家（伊拉克、南斯拉夫），部署TMD、NMD，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企图遏止中国，阻碍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如何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进行斗争，有人选择造反——恐怖主义。

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厦、五角大楼遭到严重袭击，美国全国陷入瘫痪，股票无限期停止交易，国际国内航班全部停航，全世界震惊。尽管这是美国自食其霸权主义的恶果，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以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选择了发展生产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提高自己综合国力的道路。中国很幸运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果断地把战略重点从准备打仗转移到发展经济、科技上来，而且把发展经济、科技与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国际市场、适应世界潮流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调动国内国际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断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使中国全面步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0年，我国的GDP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7，外汇储备1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外贸进出口额位居世界第10位和第9位，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才能和其他世界大国一起成为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

今天中国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坚持把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的既定国策，才能“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才能有效地抵御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遏止政策。

中国加入WTO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适应世界潮流、体现时代精神的重大选择，也是提高中国经济实力、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对于这个问题国内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实质就是要不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不能始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世界的进步潮流。

对中国而言，如何在这场竞争中，保证自己不被全球化的大潮所吞没，而且成为其中的弄潮儿，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掌握先进生产力，掌握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显然，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决不是一句政治口号，它是新经济时代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实现伟大复兴、从而在新世纪的国际多极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必然选择。

二、 从当代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看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意义。

当代世界变革和国际较量集中表现为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竞争。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将国家的主要目标定在发展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上，都在争取一个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八大要素：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国际竞争力更注意预测未来。其评价指标体系也是八大要素：国内经济实力要素、国际化要素、政府管理要素、金融要素、基础设施要素、企业管理要素、科学技术要素、国民素质要素。这些能力和要素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民族创造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就是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竞争，就是文化的竞争。

因此有没有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来支撑民族创造力和民族凝聚力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壮大至关重要。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执政者是否重视国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否认同和支持先进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

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文明纷纷在竞争中走向消亡、被历史淘汰。古代世界公认有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华五大文明，后来只留下了中华文明，因为在汉唐盛世，中华文化善于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成果，包容了来自印度、波斯、古罗马的文明，不断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新机，一度成为东亚文化的核心。古罗马帝国曾强盛一时，其之所以衰亡，后期社会文化风气的腐朽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历史上曾经走在时代前列几千年，从明朝中期开始却逐渐落伍，最终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近代日本，不仅学习西方先进思想进行明治维新，而且国家大力推进国民教育，国民素质迅速提高。短短30-40年崛起为世界强权。与日本相比，中国恰恰是统治阶级对先进文化的迟钝而招致丧权辱国，就是迟到的戊戌变法也被扼杀。统治者对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无知，对先进文化、先进观念的冷漠是文明淘汰与落伍的根本原因。

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来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件大事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经济实力尤其是民族创造力、民族凝聚力不足的国家很容易受到无情的打击。

例一：苏联东欧等一些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陈旧的体制、陈旧的观念压抑了人民的创造力、瓦解了民族的凝聚力，纷纷在国际竞争中落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西化”、“分化”、“遏制”与“颠覆”战略的牺牲品，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

在冷战时代，苏联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军备竞争。但是实践证明，经济、科技和文化落后比军事上的落后更危险。直接的反映就是去年库尔克斯核潜艇的沉没。库尔斯克号俨然是俄罗斯的缩影，体形庞大、军事先进，但运转失灵，无法制止其下沉的命运。正是这个深刻教训，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了重建俄罗斯文化的战略构想。

例二：像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些曾经是80-90年代亚太经济的亮点、热点，但是由于观念、制度的创新不足，过分热衷于曾经给东亚经济带来奇迹的政府主导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及时更新落后的思想观念，把曾经在历史上是成功的发展模式凝固化、僵硬化，最终导致不能适应由于信息革命和金融全球化潮流的结果，成为国际贸易竞争和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牺牲品，在1997年爆发了持续多年的金融危机。

东亚危机至今已经4年，除了韩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至今未能恢复元气，相反有不少国家由于既缺乏创新能力，又缺乏民族凝聚力，结果不但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反而陷入长期的政权和政局动荡之中（印尼的种族冲突、政治危机，菲律宾的人质危机等都是见证）。

苏联东欧由强转弱、东亚由盛转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今国际竞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的竞争，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是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而且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科技实力、创造力、学习力的竞争。

据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两大机构的权威排名表，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科技实力、创造力的原因而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指数排名表，2000年公布59个国家的比较，中国排在32位，（1999-32，1998-28，1997-29，1996-36）。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2000年度报告中国排在31位（1996-26，1997-27，1998-24，1999-29，2000-31）。 中国现在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一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仍然是钢铁、石油、汽车等传统产业，一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著名国际品牌，而归根到底我们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缺少R&D能力。

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当代国家和民族的竞争最终取决于创造、学习能力和理想信仰和价值的追求。今天的中国要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极大地提高和促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必须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方略，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坚定信仰、信念和增强信心、信任，培养自立、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意识，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人民的创造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能够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科学的理想信仰和正确的价值趋向，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看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意义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实际，在这百年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跌宕起伏，与世界风云变幻相伴随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党的兴衰成败。其中冲击最大，教训最深刻的是执政了几十年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垮台。此外，印度国大党、墨西哥制度党、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日本自民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或独立执政的地位，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选举中国民党的下台等，构成了20世纪后期政党政治发展中的所谓“第三、第四代现象，”也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警示。

所谓“第三、第四代现象”是指在人类历史上各类政权、政党乃至于企业每到发展到第三、第四代领导的时候，往往会发生重大转折。作为近代政治产物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同样存在类似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先后丧失政权的世界上几个大党来看：苏联共产党（俄国工党1898-1991，93年；布尔什维克1903-1991，88年，执政1917-1991，）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以后就开始下坡路。印度国大党，经过甘地、甘地夫人两代，到拉迪夫甘地就失去政权。日本自民党从1950年独立掌权，到最近只能与其他党派分享政权。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1912-1990年，78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政党，但是终于在90年代初交出权力。2000年我国台湾地区选举中，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下台。国民党成立（同盟会1905，国民党1912，中国国民党1924，至今分别有96年、88年、76年，国民党在台湾经过蒋家父子两代，到李登辉手里就开始分裂。江泽民在2000年5月14日下午江浙沪两省一市党建调研会上讲：国民党成立88年，最后打上句号，在没有到应该消亡的时候消亡，这叫衰败。

近两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在考虑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的时候，仔细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调阅了党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同时，还看了有关世界上长期执政的政党垮台的历史教训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情况的一些材料。殷鉴不远，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如何摆脱历史上的王朝“其兴亦勃，其亡亦忽”的周期率。

实际上，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都有第三、第四代现象。比如在欧洲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工党）执政。又比如，二战以后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影响远比法共小，但是到7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发展。1971年密特朗担任党魁，1981年竞选胜利掌权，密特朗成为总统，之后蝉联两届政府（本届为若斯潘总理）。

这些政党的成败得失促使我们党重新思考。江泽民说，“现在看来我们对社会民主党认识不够”。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执政时间越长，越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越要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这个教训就是“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民心向背”是一个政权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从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研究这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归结原因有两种情况：

一是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最终沦为维护一小撮人既得利益的工具。

前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都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1989的巨变中，几乎都是工人阶级打头阵，“工人阶级政党”却被工人阶级所推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如果说东欧地区共产党是苏联在二战后部分强加的结果，但苏联共产党被苏联人民所抛弃，实在令人警醒和深思。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组数据可能最有说服力。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从这组数据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苏联在创业时是如此的辉煌，落幕时却如此的凄凉了。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谈得很多的是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却谈得相对较少，即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

人民之所以抛弃苏共，因为（1）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党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2）特权、腐败使苏共丧失人心，干部脱离群众，享受特殊待遇。勃列日涅夫晚年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即稳定权力上，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3）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虚伪作风恶果，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二是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是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来扩大和巩固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

现代化和产业结构变动带来了国家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社会上出现一些新兴的经济组织、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精英（其中包括青年企业家、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少大党、执政党由于忽视这种变化，失去青年特别是青年企业家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失去执政地位。例如，俄国共产党现在党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有100万党员，现在只剩下15万党员。

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实现拒腐防变、长期执政的目的，共产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愈益明显，社会阶层的构成由简单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干部等分化成更多的不同利益群体。

一方面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技术人员、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而且这些新阶层大多体现在代表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青年身上（其中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掌握着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尽可能把其中的先进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在改革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下岗职工、失业农民、残疾人群、贫困人口）。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据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截止1999年6月末，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拥有48.5%的全部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户，只拥有7.1%的全部收入，二者的比差大约是7:1。至2000年9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达到2173.1万人。另据估计，全国至少有1亿5000万农民闲散失业。两者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贫困层，他们有失落感，有些甚至对社会不满。他们会逐渐疏远党和政府，其中部分人很可能成为邪教组织和犯罪团伙争取的对象。朱熔基曾经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尖锐指出：农民可没有什么“失业救济”，没事干就没饭吃，这是要命的。他多次警告官员：“饭”字怎么解？没“食”就“反”！

因此我们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很好地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必须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是否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出发。政府官员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保住权力地位、保住能插手操纵的资源和机会、如何甩掉或减轻政府所承担的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责任，而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维护最大多数社会公众利益的责任。党和政府的政策必须防止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特权地位垄断现代化成果，防止不断扩大的边缘化弱势群体单独承受现代化发展的代价，防止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所以，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前尤其要注意“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最重要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绝对不允许以权谋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否则，我们党就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重蹈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覆辙。

综上所述，《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上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为了在21世纪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提出来的，所以他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战略意义。